何必大旱三年

窦娥这仇报得也实在有点“扩大化”了。她不去跟桃杌较真，不去让张驴儿死于非命，却让楚州老百姓三年遭灾，这又何苦来呢？须知，哪怕再大旱三年，桃杌之流肯定饿不着，饿死的仍是老百姓。

笔记小说中不少冤魂报仇的故事。随便翻翻《太平广记》便得两则。其一说四川巫山县令裴垣因为县里百姓太穷，不忍心勒索，于是没有给宁江节度使王宗黯送生日礼。王宗黯因此借个由头竟把裴垣扔到长江中，“三日尸不流，宗黯遣人命挽而下，经宿逆水复上，卓立波面，正视衙门”，硬是把王宗黯吓死。另一位是押衙乐某。他奉命配合制使裴某带来朝廷招抚的使命，带着副将二人到西原山贼中招降。贼帅黄少卿很喜欢乐某的佩刀，求乐某送给他，并送给乐某小婢二人酬其值。回营后，那位同乐生关系不好的副将诬陷他因出卖军事机密才得到小婢二人。裴某大怒，不听乐某的申辩，下令判处死刑。乐某的领导知道他被冤枉；但自己是地方官，哪敢违抗形同钦差的裴某，只好执行。行刑前，乐某声言死后必将报仇，要那位诬陷他的副将和冤杀他的裴某的命，到时果然一一命殒。“至今桂州城南门，乐生死所，方圆丈余，竟无草生。后有从事于桂者，视之信然。自古冤死者亦多，乐生一何神异也。”

讲到“神异”，其实远远比不上那位也是冤死的窦娥。关汉聊的《窦娥冤》是元杂剧中最著名的悲剧。贫苦人家的年轻寡妇窦娥不肯嫁给流氓张驴儿，张驴儿本想用毒药毒死窦娥的婆婆然后逼她就范，谁知服毒身亡的却是他父亲。张驴儿于是诬告窦娥是凶手。太守桃杌是位逼供信能手，窦娥只好招认“是我药死公公来”。在行刑前，窦娥对监斩官说，为了证明她的委实冤枉，“刀过处头落，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上，都飞在白练上者”；“身死之后，天降三尺瑞雪，遮掩了窦娥尸首”（时为三伏天）；“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”。结果一一应验。

评论家说，“窦娥临死前发出的三桩誓愿，不是什么封建迷信，而是作者采用一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描写手法，它使剧作的思想艺术都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。”

此说不无道理。元朝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。统治者推行种族歧视，把人民分为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四等。无文化无知识更无法纪观念的贪官污吏给汉人带来深重的灾难。“官法如炉”，“衙门自古向南开，就中无个不冤哉”。《窦娥冤》里头那位楚州太守就是一个代表。他名叫桃杌。桃杌是古代传说中的四凶之一，“不可教训，不知语言。”告之则顽，舍之则嚣；傲很明德，以乱天常”（《左传》）。这位太守自报，“我做官胜别人，告状来的要金银”，“但来告状的，就是我的衣食父母”。他的审案信条是“人是贱虫，不打不招”，打得窦娥“肉都飞，血淋漓”，还进一步要重刑拷打窦娥的婆婆。“官吏们无心正法，使百姓有口难言”。窦娥只好招了。桃杌肯定吃了原告（不知是否也吃被告），成了张驴儿的打手帮凶。在这种黑暗的政权下，除非从天上掉下来位“青天”，冤假错案永无平反昭雪之日。那时既没有青天，更谈不上哪怕从“梁山泊”里跑下来一批好汉劫法场，于是，人民群众（包括剧作家）只好把伸冤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“因果报应”上。这当中确有浪漫主义；但是，是积极还是消极浪漫主义，有待进一步论证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有一则故事说，某公杀一干仆，这位冤魂附体在某婢女身上，向某公申辩自己死不甘心，“主人高爵厚禄，不过于奴之受恩乎？卖官鬻爵，积金至钜万，不过于奴之受赂乎？某事某事，颠倒是非，出入生死，不过于奴之窃弄权柄乎？主人可负国，奈何责奴负主人？”后来某公终于不得好死。这个故事，就是浪漫似乎更积极些。

一般的因果报应，例如上述《太平广记》的两冤魂，纪晓岚笔下的这位干仆，他们的报仇雪恨主要对象都是使他们冤死的坏人得不到好下场，了不得也是行刑处方圆丈余寸草不生，而窦娥为了证明自己冤枉却让整个楚州大旱三年。窦娥这仇报得也实在有点“扩大化”了。她不去跟桃杌较真，不去让张驴儿死于非命，却让楚州老百姓三年遭灾，这又何苦来呢？须知，哪怕再大旱三年，桃杌之流肯定饿不着，饿死的仍是老百姓。